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指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精神属性的文明成果的概括性表达，本质上是由精神化的文化符号和符号化的精神特质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动态文化系统。探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功能，从中把握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去向何方”的关键问题，可以为学界更好理解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提供参考。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功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有助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必然性基础。比如，炎帝陵和黄帝陵作为重要精神标识，在族群身份认同中展现出根脉价值。玉文化、龙凤崇拜和“大一统”理念等精神标识，也为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文化正当性。
从共时性角度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构建了共同价值坐标。“以和为贵”“中庸之道”“以民为本”“讲信修睦”等精神标识，构成了超越地域、血缘和宗教信仰的价值体系。这些共享精神标识使个体将自身命运与民族紧密相连，获得文化归属感，坚定共同体意识。
此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还提供了团结奋斗的内生动力。“石榴籽”这一标识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精神，彰显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凝聚力，激发中华儿女维护统一、促进团结、投身复兴的集体意志。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植根于共同历史记忆、文化实践和价值理念，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将全体中华儿女紧密联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作用。
南侨机工“花木兰”后人海外寻亲李月美大儿媳：婆婆的故事不该停在历史里，亲人的联系也不该断在我们这一代
图为李月美与家人的合照。尹凤娥供图“婆婆的故事不该停在历史里，亲人的联系也不该断在我们这一代”。南侨机工“花木兰”李月美的大儿媳尹凤娥近日接受连线采访表示，随着关于南侨机工的报道和纪念活动增多，找到婆婆亲人的愿望愈发强烈
从来源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竭源泉。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民族历史之中，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源泉。
从内容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鲜明特质深度契合并有力支撑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三大维度”———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首先，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以其直观性和概括性，便于展现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其次，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以其独特性成为文化自主性的本源依据，既保持了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又具备与其他文明对话的辨识度。最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生长性和开放性，有力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就是运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益尝试。它既承担了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流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承担了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提供新观念、新思想和新制度实践。这一实践从根本上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核心要素。
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内核，能够为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提供具有“本土特色性、全球共通性与情感唤起性的各类要素”，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支撑。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作为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核心价值符码与独特文化基因，既是具有辨识度与感召力的文化要素，也是塑造“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等形象的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长城这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千余年来民族交流、贸易往来、文化互鉴的历史进程，有助于塑造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一带一路”“两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熊猫、故宫、中国高铁等一系列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则有助于塑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富有亲和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作为五千年文明的结晶，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是谁”“我们崇尚什么”“我们将向何处去”的国家名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只有精准阐释、提炼展示、创新转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才能有效塑造一个既根植传统、又充满活力，既坚守特色、又胸怀天下的中国形象。
夏增民 陈妍妍（本文摘自《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原题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内涵特征、发展动力与价值功能》，
作者夏增民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妍妍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